30多年前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使人们知道了早在7000多年前我国就有驯化野猪的历史。但随着对猪骨骼的深入研究，却发现其特征绝非驯化之初的状态，这意味着我国家猪的起源时间一定还有一个更早的点。那么，这个点，会在哪里呢？
河姆渡遗址的重大发现
1973年夏，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村，诞生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河姆渡遗址。这一发现以丰富的新石器文化内涵和完整的遗址风貌，引起了我国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极大关注。
这是一个7000年前生活在长江流域下游的原始部落。他们在一片片河湖沼泽中立起了木桩，搭建了自己的安身之所—一种风格独特的干栏式建筑。他们已经脱离了原始的刀耕火种，进入了耜耕农业；他们不仅能够纺织麻布，还会用骨哨吹出悠扬的音乐；除了相当实用的骨器、陶器，他们甚至还有精美的艺术品。就在其中，人们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动物的形象。
这是一头刻在陶钵上的猪，其吻部细长，鬃毛竖立，腿也很细，只有经常跑在野外并且需要自己掘地拱食的野猪，才会有这些特征。从遗址中发现的动物骨骼来看，狩猎是河姆渡人获得肉食的主要方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野猪也是河姆渡人狩猎的对象呢？这时，一个细节引起了动物考古学家的关注，即正好位于猪的身体的中部，画了两个圆圈。
“我们设想，这是不是当时人做的标记：如果射中这里的话，这头猪就被打死了。这是当时人的一种特殊的表现，而且是刻意去表现它这一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动物考古学家袁靖推测说。
然而，在众多的狩猎对象中，为何只表现了野猪呢？它会不会和人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无独有偶，不久后，人们在另一件陶塑艺术品中，竟然又一次发现了猪的形象。出现在陶塑上的猪，形象与之前的一头完全不同。这是一头体态肥胖浑圆、十分可爱的老母猪，很显然，这是一头家猪。
作为家猪起源的重要证据之一，表现家猪的艺术品以及相关年代一直就是考古学家关注的重点。在距今约1800年前两晋的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到形态各异的华石猪、青瓷猪；在我国最早成熟而系统的文字甲骨文中（距今约3000年前），猪的文字也曾多次出现；更早，则可以追溯到距今约5000年前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
而出现在河姆渡陶器上的这只家猪一下子把表现家猪艺术品出现的年代提前了2000年。更为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早在7000年前，河姆渡人就已经开始把野猪驯化为家猪了。然而，驯化的最初想法是如何产生的呢？一个很充分的理由就是：肉不够吃了。原来，河姆渡人是通过狩猎来获取肉食资源，然而，野兽越打越少，人口的数量却越来越多，自然会发生肉不够吃的情况，这时，去驯养能够提供肉食的动物的想法很自然地产生了。不过，以当时人所能掌握的简单工具，想要活捉一头凶悍的野猪，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又从何谈驯化呢？
“当时的河姆渡人很可能会想到小野猪，不管从野外无意间抓到或者是用别的什么办法，总之，从野猪很小的时候，其特性及野性还没有充分展示出来的时候，就把它控制起来，然后用人的意志把它调驯出来，变成家养的猪。”袁靖说。
从小野猪开始驯养，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既然要养它，就要喂它，拿什么来喂养呢？
在河姆渡遗址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是出土了稻谷和稻壳的遗存。这就说明，当时的人已经能够栽培水稻了。那么，当人的口粮有了保证后，是否也可能把吃剩的谷物去喂猪呢？不久之后，一个意外的发现恰好印证了这个推测—在猪的骨骼中，发现了齿槽脓肿的现象。只有经常吃人喂的含淀粉多的谷类食物，才会出现齿槽脓肿。生活在丛林中的野猪是很难吃到这些东西的。这就更加证实了一点，即那时的人们已经能够驯养野猪了。
可想而知，从青面獠牙、出身草莽的野猪到温顺驯良、为人所用的家猪，正是人的驯化，才使这个物种完成了如此大的转变。
追溯人类自身的发展史，狩猎一直是早期人类获取肉食最为重要的途径。从狩猎到驯化，是人类文明起源中重要的一步，这就意味着，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对动物资源进行主动和有效的管理，生存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因而，探索我国家猪的起源，对于研究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随着对猪骨骼的深入研究，一些更加令人欣喜的线索呈现出来—无论从头骨还是牙齿尺寸来看，河姆渡的家猪特征都已经相当典型，而绝非驯化之初的状态。这意味着我国家猪的起源时间一定还有一个更早的点。然而，那个点，会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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